西元一六六四年，当时已是清朝康熙三年。

杭州。刑场。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、头梳明朝发式的人出现于众人面前。为首的，乃南明大臣张煌言。临刑前，他写下这样一首诗：

不堪百折播孤臣，一望苍茫九死身；独挽龙髯空问鼎，姑留螳臂强当轮。谋同曹社非无鬼，哭向秦廷那有人！可是红羊刚换劫，黄云白草未曾春？

「螳臂拦车」，一般皆比喻顽固不化者。但是，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「姑留螳臂强当轮」的悲壮，恰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死愁绝中勃勃不屈、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。他带血的头颅，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最后浓浓的顿点！

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，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，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，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。随波逐流呢，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。于是，对于动荡、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，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。

在「亡天下」的浅层忧虑和「失身家」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，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，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，惶恐之余，他们日益艰难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。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，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，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「新朝」──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，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。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，在屠刀声中，在马蹄之下，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。思想，在火与铁面前，有时候是那样苍白。

衰落的年代里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，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。

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：「嗟夫！士大夫居?得志，人人以不朽自命。一旦霜飞水脱，为疾风劲草几人乎？」

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，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，早于张煌言十三年，已经挈妇将雏投入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。他为了衣食家口，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。这样的「聪明人」，在明末清初，不计其数。

但是，前有史可法，后有张煌言，皆可成为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里程中「疾风劲草」的样板。

「平日慷慨成仁易，事到临头一死难。」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，那样黑沉，那样深不可测。人生的惰性和畏懦，也实在难以超越。他们要克服的，不仅仅是精神危机，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。于是，洪承畴、吴三桂、尚可喜、孔有德、冯铨、孙之獬们，这些病态的「清醒者」，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「表率」和「借口」。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「坚韧」的精神意识，最终匍匐于外力的刀锋利刃之下。时代的解体，正是以这些「中坚」为攻破点开始。

即使如此，自一六一八年（万历四十六年，后金天命三年）至一六六四年（康熙三年）的四十六年间，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「贰臣」，有一百三十六人。但是，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，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。这个数字，不是明末遗民杜撰，而是乾隆清政府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的官方统计数字（胜朝，是指被灭亡的明朝）。

中华忠烈，真是不绝如缕。所有这些人，或为封疆大臣，或为布衣文士，国难之时，他们皆临危不惧，挺身赴难，百屈不挠，杀身成仁。所以，史可法、高杰、夏完淳、陈子龙、张名振、瞿式耜、张同敞、张煌言，这样的系列人物，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内省的核心驱动力。

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，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，并且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体验。

这种冒死不顾、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，极大拓展了作为伟大民族的想像力和视野，已经定格为统一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。
…………

正因为仁人志士的示范，我们古老的帝国才没有成为霸业的化石，也没有沦落为中空的巨大历史残骸。

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，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，但鲜活沸腾的灵魂，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，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！